[80]如果法院是人民的，政府也是人民的，那么他们在执行政党的意志时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主张司法具有政治性的时候，如何去回答其与行政的区别？话句话说，如果司法与行政的政治性没有区别的话，我们主张的司法主权之维便失去意义了。
[63] 参见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5月总第4期。[90] 弗洛伊德认为，爱欲与文明之间是冲突的，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
[46]对此大致有三种应对之道，压制（repress）或教化（harness/civilize）的路径最终没有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一种激情对抗另一种激情。[57]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坏人，他们都有着温情脉脉的一面，是什么使温情被深藏于冷漠的指令背后？而且普通德国人为何就没有对这些安排提出抗议？反倒是未被文明化的孩子看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社会化的力量尚未深入骨髓，他们还保留着最早的真。[59] 在消解激情后，现代社会的唯一指标便降为物质利益的追求，马尔库萨结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进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本来是有着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完全受物质的支配。人类学是一种西方的知识模式，并且，它持续地将非西方性的文化‘他性界定为中心。经过了中世纪的宗教国家的几个世纪的统治后，欧洲的大变局使得学术上发生了新的转机，这种学术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形成。
除了孩童之外，老人可能是由于离社会权力运行过于遥远，所以可以保持一种对于人的尊重，不会被科层化的权力网络遮蔽：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的布鲁诺和他的祖母。进而这种财富的流转环节就难以持续，必须靠外部的财富注入方可维持此种非生产性的关系，古罗马的竞技庆典的维持依赖于海外殖民，如此才可以在罗马城这样一个极少生产的地方维系巨额的消费，当这个链条断裂，竞技庆典反而加速了其崩溃。[38] 当然笔者这样的说法是比较极端的，但正是这种极端才可以将问题抽象出来。
经济学本身所能够考虑的因素就是有限的，在法律领域，我们也根本无法期待法律经济学可以去再现真实，它所做的是更加抽象和粗线条化的。[15]在国家法主动传递到乡村的普法过程中，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地方习惯展开了对主导权的争夺，产生了一种逆向思维的必要背景。[⑦] 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75页。[53]而卡-梅框架告诉我们，第一，交易成本很高，原始赋权不是那么简单，必须考虑双方谁更有效率，第二，发生纠纷时候还要考虑公权力和私人主体谁更能查清事实，进而选择是采用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
参见程金华：《法律人从政：合理性及验证》，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28页。[③]这种地方性的规则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某地女子的成年礼是要纺出一匹布（农区），而另一个村的要求或许是采摘到某种稀有的水果（牧区）。
第二，就像本文一开始就说过的那样，法律就是各地规则在交流中不断上升和寻求共识的过程，这是法律出现和发展的正向运动。[66] 如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而当政治被从法律研究中消解掉之后，至少带来了在两个问题上的巨大的困难： 第一，法律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家，法学研究是关于统治的技术。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13]第二，各种研究方法本身也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在这种真实或虚拟的共同协商中，剩下来的那些规则就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部分，上升到国家层面后还继续保留或者新创造出来的规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更为关键的是，在法律经济学的话语下，法律只是标本，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学模型本身，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中，法律自身缺场了。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对高度抽象的传统法理学和理论经济学的一次颠覆，带有浓烈的实证主义色彩。[40] 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法学》2013年第4期，第16-20页。
[14] 二、消解政治的法律社会学难以解释中国 法律社会学主张不仅要研究书本上的法，更要行动中的法，在死的法条之外关注活法。在深描的同时，我们固然可以发现看似更加真实的世界，在细致探讨中，我们发现以往由法律条文所构建出来的世界不存在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庙会是有不同的形式的，[34]或许还会发现西藏地区还存在着一妻多夫的制度。
[18]我们常常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实似乎是司法成为运送正义的仅有的、唯一方式。摘要：社科法学是一种逆向运动，其产生需要有一种思维上的相向运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为其产生提供了土壤。[⑩]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58] 这个看似非常悖论性但是充满法律经济学智慧的提炼的提法来自，[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在对中国的法律分析时候，上述基本的前提并不是那么的天然正确。[37]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61]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德]卡尔•施密特著，刘小枫编，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最终，真正可怕的不是国家的统一法典，而是小村庄的民意体现的村规民约。
当然如果信息成本过高的话，需要诉诸于权利初始配置的效率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法律规定本身都是由科斯定理Ⅰ所支持的，即法律假设立法者是最了解现实生活的，所以法律就可以规定权利是属于牧场还是属于农场，发生纠纷时采用何种救济原则来处理。不管对这个问题做了多么好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只要另一个人够仔细，掌握更多的资料，不愁提不出新的更为细致的模型来修正。
[40]而且，在通过更为细致的素材支撑起地方性和独特性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仅仅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还是行政规制规则的选择，以及从供求关系的比较上来说，这些都是不足够的，肯定还可以从中找出更多的因素来，比如说人的因素，比如说地域的区别等等。
以及本期上强世功教授与美国的白轲教授的一组文章，尤其是第四篇，参见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发现更新、更重要的问题，如何去发现真实的重要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理论上的自信并没有建立起来。[64] [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与此相应的，法学研究也是在一定阶段后才有的，随着国家制定法和近代国家的出现，法学家的身份发生变化，从立法者变为法律学者，以解释主权者制定的法律作为主要工作的法学家开始进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法学研究。
尼加拉的剧场国家正是通过像国王火葬和王后殉葬这样的仪式来维持国家的秩序。[38]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人类学所诉诸的调研并不是必需的，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所需要的田野并不是实体化的或者对象主义的，而是由问题意识加上长期思考所构建出来的。
[39]在实证调研之前，必然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框架在里面的，否则会陷入了素材的汪洋大海之中。比如，为什么要男娶女嫁？在法律经济学看来不仅是因为习俗和传统，而是有着效率的追求：为了尽量保证女性在婚后不会出轨，以便确保子女血统上的纯正——这正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前提条件，而阻止女性出轨比控制男性的成本是更低的。
但是在真正的研究和分析中，进入到讨论中的要素很少，因为能够被经济学模型容纳进来以备定量化或者被模式化的东西太少。[19] 参见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51]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在于财富的增殖来自交换，因为交换可以使得资源处在能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人手中，那么规则的目的就在于使得资源可以到达这样的人的手中，所以第三阶段的法律经济学试图以多次竞价的方式排除各种阻碍交易的因素，双方在一次次的竞价中，摸清对方的底限，进而确定由谁来使用这个资源。[31]时至今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区域）民族学的研究依旧占据很大的分量。[59]第二，法律的治理化。[43]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4页。
[41]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6页。当然，社科法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三种研究进路，对这三种研究思路的深入剖析在某种程度上就对社科法学的中国近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30]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4页。当中国经验与来自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断裂开放出了许多问题，解释悖论成为重要的创新点。
总的来说，法律经济学的问题在于，第一，经济学的建模过滤掉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剩下的是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在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市场配置资源所需要的成本与法院分清事实的成本的比较决定了要选择什么规则：如果市场交易成本更低时，财产规则是更有效率。